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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健康-发展的平衡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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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学是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科学。人类发展经济,改良和保护环境,其最高目标是保证人类的健康生存。环境、发展与健康问题是伴随着人类出现的同时产生的。远古人类的生存环境严酷,对健康十分不利,随着人类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生活的改善,人类控制疾病的手段不断提高,寿命也不断延长,人类对健康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现代人口健康是指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福利各方面都处在良好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在人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影响与作用是永恒的,只是作用的性质、强度、模式随着人类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所变化。任何地区、区域、国家的人民的健康状况、寿命和疾病谱的构成模式的差异代表着所在地的地理环境与人类相互协调的状态。因此,人类健康状态也是地理环境健康状态的重要指标。

环境-健康-发展是医学与地理学的边缘领域,在这一领域的多学科交叉形成了医学地理学,主要关注人类健康状况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重点研究环境中的物理、化学、生物、社会人文和心理等因素等对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随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发展变化,医学地理也相应地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疾病始终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形式,所以,疾病地理即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分布与环境的关系,成为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这类研究通常被称之为地理流行病学、地理病理学或疾病生态学。20世纪中叶以前,由于传染病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研究内容多是生物因子引起的传染病的分布、传播及其与环境的关系。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传统的传染病,如天花、霍乱、鼠疫在全球的有效控制,以及人类发展面临一系列的全球性危机, 如人口剧增、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臭氧损耗、生态破坏、能源耗竭等问题的出现,研究内容也发生了明显改变,疾病地理的研究开始关注慢性疾病的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同时,以研究各类医疗和保健机构的合理配置和地域组合的保健地理日趋重要。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健康的概念逐渐拓展为完全的体质健康、精神健康和完美的社会生活状态。因此,研究人类健康状况和生命现象,如长寿、营养等空间模式构成了健康地理。随着21世纪全球环境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环境-健康-发展研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环境-健康-发展研究的变化趋势

早在1976年,国际地理联合会就在该组织下设立“健康地理”工作组,专门研究地理环境与健康问题。在80年代,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健康的重大影响,更名并升级为“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至90年代,更名为“健康、环境与发展”委员会,2000年组成“健康与环境”委员会。该委员会拟定的研究目标是:“研究人类健康及其与发展和变化的联系,重点是全球、国家、区域和地区环境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城市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对健康的影响;自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灾害问题(包括环境毒理学);与经济危机、结构调整有关的社会经济变化对健康和保健的影响”。北欧的地学专家自1980年起每两年召开一次地理医学学术讨论会。美国、加拿大、英国医学地理工作组也同期开展了每两年一次的学术会议,至今共召开了10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气候变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系列问题的加剧, 使人们对因之而出现的人类健康问题表现出新的焦虑和关注。1986年9月22~26日世界气象组织(WMO)、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原苏联列宁格勒(现彼得堡)召开了首次关于气候与人类健康的国际会议。WHO 1990年出版了《气候变化的潜在健康影响》,首次论述了气候变化与潜在的健康问题。其后,在WHO、WMO和UNEP的共同主持下1996年完成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和人类健康的评估报告。环境-健康-发展对于气候、生态与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健康影响的重要性、紧迫性与日俱增。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其地理环境和发展程度不同,它们的疾病谱、健康类型和保健系统有着明显的地理差异,环境健康研究的内容也明显不同。在经济发达国家,更多地注意健康、保健水平的高和特定人群的健康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更注重疾病与环境的关系。近20年来随着全球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化,研究内容开始由较短时期的疾病传播分布和环境中水、大气、土壤、食物污染对健康的影响转向研究地球生态系统长期变化、全球环境变化(自然和人文的)对敏感人群健康的综合影响,以及国家或区域的响应措施。

当今,环境与健康问题的主要变化体现在:

人类生产活动,不仅改变了地球表层化学元素和化学物质的组成,加快了有害元素如重金属在生态系统的循环,而且向环境中排放了许多自然界本不存在的化学合成物质,这些元素和物质最终将影响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特别是难降解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已成为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

人类活动对生态的破坏,已危害人类健康本身。荒漠化和土地沙化一方面直接影响干旱地区粮食安全,另一后果是导致附近或相连地区沙尘天气增加,造成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增加,影响健康。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会减少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因而减少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物质和服务的能力,同时还动摇、弱化了生态系统抵御洪水、旱灾和暴风雨等自然灾害的能力。物种减少或灭绝正在引起粮食作物、药物和其它生物资源发生变化,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大量转基因食物的出现,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仍然未知。

气候变化引起的热浪、洪水、暴风雨等气候异常事件和海平面上升等,直接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同时气候变化还会影响淡水资源的供应, 加重空气污染, 对健康产生间接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气候变化可引起生态和环境发生相应变化,致使生物病因疾病,如疟疾、血吸虫病、锥虫病、黄热病、鼠疫、霍乱等一系列疾病的地理流行特点发生重要的变化(流行范围扩移等)。近年来,不仅已经基本灭绝的传染病如结核病等有重新流行的趋势,而且不断出现新的传染病, 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 如SARS和猴痘。另外,由于气候、生态、环境变化也将使环境生命元素的平衡发生偏移,导致其有关疾病如地方病的流行规律改变。因此,美国将全球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列入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USGCRP)。

城市化和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加大了城市环境污染和城市热岛等带来的健康问题,而且在许多国家的城市,不良生活方式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疾病、慢性病越来越多,疾病谱发生明显改变。同时,城市拥挤的居住环境、就业竞争的压力、贫富差距等,使人们长期处在高度紧张状态,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并带来一系列精神病患和犯罪、自杀等危害人类健康的问题。特别是城市高度集聚的居住条件,恶化的环境质量,为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因此,世界卫生组织自1990年代开始开展了一系列的健康城市活动,目前全球已有1200多个城市参加,美国已将城市流行病及其趋势列入城市减灾计划。

人口老龄化过程加快,人类疾病谱发生重大改变,不仅冲击医疗卫生资源原有的配置和服务方向,而且,老龄人口作为脆弱人群,成为许多传染性疾病的高危人群。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促使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发生改变,与之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发病比例上升;另一方面,随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种传染病,包括过去仅仅局限在一定区域的传染病,都可能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在全球传播,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将承担更大的健康风险。

环境-健康-发展研究是地理学的创新方向之一

我国有关环境与健康的地理学研究始于1960年代,当时由于地方性克山病和大骨节病在我国许多地区严重流行,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我国地学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一起开始了地方病的病因和防治研究。

30多年来,通过大规模调查研究,证实克山病和大骨节病这两种地方病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到西南的温带森林和森林草原地带内;并发现我国存在一个地理低硒带,其分布与克、大两病的分布相吻合;同时证实1980年代以来,两病的大幅下降与病区人群生活水平提高、硒的摄入量明显提高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对碘缺乏病和地方性氟中毒也作了大量系统的调查和分析,确立碘缺乏病的分布和饮水碘含量的关系,地方性氟中毒的类型(饮水型、温泉型、岩矿型、燃煤型等)分布及其与地理生态系氟的关系等,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病与环境图集》、《生态化学地理?D?D环境生命元素与克山病》、《中国的医学地理研究》等一系列专著。

自1990年代初以来,一方面随着以燃煤型地方性砷中毒和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在我国的广泛发现,开展了地方性砷中毒的环境成因、地理流行和防治规律的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开展了环境中有毒有害物质的迁移转化和健康风险的研究。与此同时,开展了以健康为中心的环境、发展与健康指标体系研究和中国老龄化区域分异规律的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支持下,开展了鼠疫地理流行规律和鼠疫疫源地的生态环境特征研究,并在科技部和国家基金委支持下,开展了全球变化和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条件下,鼠疫流行趋势的预警预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鼠疫与环境图集》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地理学会在1990年成立了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成功地举办了5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和2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

自2003年4月以来,针对我国当前“非典”??疫情防治工作的迫切需求,中国科学院地学工作者积极投身到科学防治“非典”的研究工作中,与医学工作者一起基本建成由疫情信息实时采集与传输、疫情监控与指挥、疫情空间信息管理分析、疫情公众发布、面向决策者的模型分析等5个子系统构成的“SARS疫情控制与预警信息系统”,并用于网络逐日发布中国内地、北京“非典”分布信息,在社会公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健康意味着环境与人处在协调和谐关系之中。当人与地理生态系统和各要素处于平衡时,人群的健康状态才能保持,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健康会受到影响,疾病即会发生。只要地理系统中的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就可能引起相应的健康效应。因此,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状况与变化对人群健康水平和疾病发生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环境、健康与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关注人类健康状况、各种疾病与地理生态系统的平衡机理,它将揭示疾病与健康的时空分布规律与原因,为适应与调控提供科学依据。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使我们面临双重环境健康风险:一方面原有的环境异常导致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广泛存在,而且局部形势依然严峻;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变化和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与投入不足、人口大规模的迁移流动、人口结构的改变等人文因素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我国地理学的创新应当立足于我国自然、经济、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过程,关注健康,研究疾病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发展趋势,因地制宜地开展疾病和健康的生态与社会经济调控措施的研究。重点研究领域是:

一是疾病的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研究。当今,各种新疾病的频繁出现,一些已经消灭或者减弱的疾病又重新流行,并快速地在全球范围流行,构成了21世纪初期世界疾病流行的新特点。研究疾病的分布和变化趋势,应注重环境生物、化学、物理等因子引起的疾病。

与环境生物因子有关的疾病,如鼠疫分布在16省(区)260县(旗),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其分布和流行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其自然疫源地主要分布在北方森林草原、草原、干草原、高山草甸草原等富钙地理景观和南方山地森林富铁地理景观,不同的地理景观内,鼠疫的宿主和传播媒介不一,鼠疫菌的致病能力也明显不同;布鲁氏菌病区涉及全国1,400多个县,为典型的人畜共患性疾病,其中羊型布病主要分布在北方牧区,而四川以牛型布病为主,广东和广西则以猪型为主;疟疾的高疟区分布在北纬25度以南,低疟区分布在北纬33度以北,北方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则为无疟区;因生产、生活水源钉螺所致血吸虫病分布在我国南方12省(市)404县,病区人口6,600多万,病人约80万,随围湖造田和洪水灾害,自80年代以来,血吸虫病在整个病区呈死灰复燃趋势;其他一些传染病,如黑热病、丝虫病,流行性乙脑、流行性出血热,霍乱等,都有一定的地理流行特征。特别是随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一些老的传染病在我国也呈死灰复燃的趋势,如我国结核病仍是世界上高流行地区,2000年全国有活动性肺结核病人为500万,在部分地区呈上升趋势。同时,一些新型传染病,如莱姆病、艾滋病等在我国呈逐渐快速增加的趋势。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日益明显,使一些急性传染病呈局部爆发态势,如这次SARS的传播就具有明显的区域高发特征。

与环境化学因子有关的疾病:主要包括与原生环境生命元素缺乏或过剩所致的地方性疾病和因环境污染所致的环境健康问题。我国是地方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因饮用水高氟和生活燃煤高氟污染所致地氟病分布在全国28个省(市、区)1,063个县,病区人口7,000万以上,现症病人近3,000万;因饮用水高砷和生活燃煤高砷污染所致地方性砷中毒病区已扩展到内蒙、山西、宁夏、贵州等省,病区人口200多万,随调查的深入,病区仍有扩大的趋势;因碘缺乏所致碘缺乏病分布在29个省2,300县;因硒缺乏所致克山病和大骨节病分布区人口约5,000万,在西部的西藏、青海、陕西等省区,病情依然活跃。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包括重金属慢性中毒及其长期危害,如铅中对儿童智力发育影响;空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污染对呼吸道疾病的影响;农药和有机污染物污染的长期危害,特别是对生殖能力和致癌作用等。

与环境物理因子有关的疾病:包括气象条件、季节更替、各种辐射、射线污染、乃至太阳活动等。例如青藏高原高海拔引起的高原病、强紫外线引起的皮肤病等都有明显的高发区域;再如与气象条件相关的气管炎、关节炎等多发于寒冷的北方,心脑血管病总体上呈现北方高于南方的趋势。

研究疾病的分布和变化趋势,不但关注上述自然因素对疾病的作用,还应注重社会和经济发展对疾病的影响,特别是疾病转型的格局与人文因素的关系。

二是人口健康与环境的平衡机理研究。创造优良环境,不断提高人类健康水平,达到环境与健康的高度和谐,是医学地理研究的目标。研究应主要关注:健康状态核心指标的区域分异和变化趋势。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由解放初期的35岁提高的现在的近70岁,并且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预期寿命更长。预期寿命、死亡率、出生率等健康指标的变化反映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反之,改善环境,发展经济可以提高我们的生存质量。另外,我国存在着多个长寿区,对长寿区的环境、经济、文化的研究,可以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

人类生物学指标包括身高、智力、基因、酶和免疫系统等生化指标的空间分异。如我国人口身高有随纬度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异常血红蛋白发生率整体呈现南方偏高、北方偏低的趋势等,这些都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利用地理流行病学方法,如区域对比、病例对照研究健康和疾病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关系;同时医学地理学更应当关注环境卫生标准的区域对比研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环境要素、甚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民族,研究切实可行的大气、水、土壤、膳食的卫生标准和营养标准。

典型生态环境的疾病或健康敏感性和脆弱性评价问题。任何自然环境或社会文化传统、饮食卫生习惯等,都可能对健康有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从整体上了解和掌握它们对人体健康的直接、间接或潜在的影响。

敏感人群的暴露问题。不同的区域,人口分布、结构明显不一样,特别是影响健康的环境因素对不同的人群,如儿童、老人的敏感性都不一样,因此要特别关注这些敏感人群对环境要素的暴露情况。

环境变化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研究,如气候变暖对我国媒介传播疾病分布的影响,臭氧层破坏对青藏高原皮肤癌发病的影响;土地沙化和沙尘暴与沙漠尘肺的关系等。

三是健康与发展的研究。主要问题有:农业开发、化学农业的过度施用导致的农产品质量下降和农业食品的安全问题。人类活动引起地表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对媒介传播疾病的影响,水利工程、围湖造田与血吸虫病关系。工业化、乡镇企业引起的职业危害。城市化引起的城市环境问题、生活方式的改变、精神卫生问题等对健康的影响问题;城市环境污染物的扩散与健康关系;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健康指标研究等。

区域人口健康核心指标(如预期寿命、死亡率、出生率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围产期死亡率、老年系数等)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等。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健康的影响,包括中国卫生管理与世界的接轨问题;食品贸易对中国食品安全的冲击问题;贸易全球化引起的新、老传染病传播风险和卫生检疫问题等。

四是环境、健康与发展的调控措施研究。研究包括:原生环境引起的疾病和健康问题的生态改良和经济发展方略;对健康有影响的污染环境和生态破坏地区的生态修复和主要污染物生态消除;生态环境引起的健康损失评估和经济投入预案;自然灾害引起的健康损失和应急系统建设;卫生医疗设施的合理配置等。

五是环境、健康与发展研究的技术,包括疾病监测方法,疾病预测预报和医学地理信息系统等。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中心的技术发展,为医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医学地理学和流行病学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发展了较为完善的医学地理信息系统(MGIS)和流行病地理信息系统(EpGIS),并相互交叉,逐渐发展为以现代人口健康概念为理论基础,以人口健康状况监测、数据和数据库管理、预警信息系统和专家管理系统为一体的人口健康信息学。基于GIS技术,研究人员可以迅速地查询和分析人口、环境、健康以及其他相关数据,为环境健康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实时监测环境健康事件极其相关因子的发展变化并同步更新人口健康数据库;以多种形式输出环境健康数据及分析结果,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健康管理机构通过分析区域内人口的工作生活环境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因子、现存的健康服务设施等因素,评估区域人口的健康服务需求,重新定位配置区域健康资源;详细了解区域健康资源的空间分布、健康服务需求与现状之间的差距,为配置新的健康资源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根据不同的条件为客户选择取得健康服务的最佳路径及时间、费用代价,确定最佳的交通路线,帮助制定基于具体空间位置的解决方案;对疾病及其影响因子实施动态监测,并对疾病的传播和流行实行预警预报。

结 论

30多年来,我国环境与健康研究在地方病医学地理、生命元素医学地理、医学地理制图等许多方面富有特色,处于世界前列,为国际同行所关注。同时,也是在多学科紧密协作、共同工作下发展成长的,这些都为我国环境与健康研究创造了重要的有利条件。随着时代发展,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以至全世界,为了从战略高度上实现控制疾病、保护健康的根本目标,靠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医疗卫生措施是不够的,必须从地域和全球总体上综合地协调好“健康、环境、发展”三者的和谐关系,最终达到健康舒适、持续发展、生态优化的总目标。地理学在研究环境与健康方面,不是研究个体人的健康、疾病与防治,而是研究群体人的健康或疾病的地域特征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其防治方略也侧重于健康、环境和发展之间关系的调整与优化。因此,地理学在环境、发展与健康领域有着光辉灿烂的前途。

地理科学工作者应该认识自己肩负的重担,“自觉地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界限,根据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地理科学的结构,开拓地理科学新的领域和前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成就”。


作者:未知 来源:本站转载 发布时间:2005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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